永夜修身比他们聪明，也比他们幸运，他的肺背叛了他，但也解救了他。肺炎不是辩护律师，可它比任何律师都更有效，能直接让他缺席了审判。
在羁押期间，他虽有部分供述涉及战争决策过程，但态度总体表现为推卸责任，强调“奉命行事”，他从来没有说过“我错了”，从来没有说过“我忏悔”，从来没有说过“那些死去的人，我对不起他们”，这些句子从来没有从他的嘴唇里出来过。也许它们在他的大脑里闪过，某个深夜，当肺炎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，当他还能平躺着盯着天花板的裂缝时，那些句子可能曾经靠近过他的意识边缘。但它们被挡在了外面，被什么挡住的？是被那个微微颔首的动作，是被那个放下杯子时的钝响，是被那些勋章和头衔堆叠成的塔。
死亡，使他逃脱了最终法庭裁决。
他闭眼之前，没有听见上海弄堂里的童谣，那童谣早在一九三二年就被炮火吞没了；没有听见战火中万千婴孩的哭嚎，那些哭嚎在十多年前就消散在了硝烟里。
他只看见巢鸭监狱医院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缝。那是一道很细的裂缝，从墙角延伸到天花板中央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。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，也许有几分钟，也许有几个小时。裂缝不会动，不会宽，不会窄，不会说话，它只是一条裂缝。他最后看见的，就是这样一条裂缝。
然后黑暗降临，不是轰然坠落的黑暗，是像窗帘被缓缓拉上的黑暗，一层，又一层，再一层，直到全部覆盖。
按照他的想象，接下来应该是地狱。
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但他的脑子里储存着关于地狱的基本知识，在东倭，即使不信教的人也知道这些——刀山、火海、拔舌、油锅。
阎魔大王坐在审判席上，翻开记录着生前罪行的簿册；罪人被小鬼押着，走过奈何桥，桥下的血河里漂浮着骷髅。寺庙里的地狱绘卷是公开的，那些画上的罪人张着嘴无声地尖叫，身体被各种刑具贯穿。
他大概知道这些，或许还他算过账：再苦，也不过是一遭，一遭苦难，受完便了，就像他在江田岛时体罚学生，罚完了，事情就过去了。他甚至会觉得自己很讲效率，连受罚也希望一次性结清。一次性，一了百了，不需要上诉，不需要二审。受完刑，然后归于虚无。这是他的预期，也是他为自己的死亡规划的时间表。
地狱的门在他脚下裂开了一道缝。
铁链的声音从下方传来，锒铛作响。那声音不似电影里的铁链声，它更重，更粗，更不规律。硫磺的气味从地底涌上来，浓得几乎能看见黄色的烟雾在裂缝边缘翻滚。那不是普通硫磺的气味。那是地心深处的硫磺，混合着燃烧的尸骨和沸腾的血。他感觉自己被撕裂了，不是一刀两断，而是像一张海图被无数只手从各个方向拉扯，经纬线一根根绷断。他的灵魂从躯壳中被抽出来，不是慢慢脱落的，是被一只遍布铁锈的手从脊椎里整条抽出来的。
那只手很大，比任何活人的手都大。铁锈不是附着在手上的，它就是从皮肤里长出来的，像一层红色的苔藓。指甲是黑色的，如同甲板上的铆钉。手握住他的脊椎，握得很紧，紧到他的灵魂发出一声脆响。
然后手开始往上提，一节一节地提。每提一节，他的记忆就脱落一层。最先脱落的是巢鸭监狱的天花板，然后是珍珠港的作战室，然后是江田岛的教室，然后是哈佛的校园，然后——然后手停住了。手停在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。手没有继续往上提，那一层记忆被保留了，被刻意保留了。所有的记忆都可以脱落，除了这一层。
为什么？他还没来得及问这个问题，手就松开了。他往下坠。
他居然没有坠入地狱。
因为在一九七八年，绥靖神社有一场秘密的合祀仪式。不是审判，不是遗忘，是供奉。
牌位上写着“永夜修身”，朱漆如新。那朱漆的颜色太鲜艳了，鲜艳得不真实，如同刚流出来的血。香烟缭绕中，僧侣念诵的不是超度的经文，是招魂的咒语。经文是用一种古老的语言念的，每一个音节都拖得很长，该是从地底深处传来的回音。那些音节穿过香烟，穿过梁柱，穿过泥土，穿过地狱与人间的夹层，一直钻到他正在下坠的灵体身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