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开出城市的时候，路灯还亮着。周敏握着方向盘，目光落在挡风玻璃前方，路面在车灯下铺开，灰白色的沥青，边缘画着白色的标线，一根一根地向后滑去。导航屏幕上显示着距离：二百六十公里。她看了一眼那个数字，没有加速也没有减速，保持着匀速。副驾驶座上放着背包，包口露出收音机的一角，木壳在路灯掠过车窗的瞬间泛出暗红色的微光，红灯微弱地、一闪一闪地亮着，像是它也在呼吸。
高速上的车不多。偶尔有一辆货车从左侧超过去，引擎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，然后一切又归于安静。她的手机连在车载音响上，但没有放音乐。车里的声音只有空调的风声、轮胎碾压路面的沙沙声，和副驾驶座那台收音机里偶尔发出的极轻微的电流音。那声音小得像一根细针在空气里划着圈，不注意听就听不见，注意听了也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纱。
路牌从前方浮现出来，白底绿字，写着距离。第一块路牌上写着“距XX市180公里”。她扫了一眼那个数字，想起了十年前。那年她坐长途大巴离开的时候，坐的是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。大巴在傍晚出发，车窗外面是灰蓝色的天空和逐渐亮起来的街灯。她哭了一路，但没有回头。没有回头看她住的楼，没有看街角那棵大槐树，也没有看五楼左边那扇窗户。那时候那扇窗有没有亮着，她不知道。那时候她没有转头看。现在她坐在驾驶座上，车窗外的夜色和十年前的夜色重叠在一起，像两张半透明的纸叠在同一页上。她抬手抹了一下眼睛，指尖碰到了眼角的湿润，温度浅，存在的时间短，像是刚刚升起来就被风吹干了。
她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来了。车停在白色的划线框里，引擎熄了火，周围安静下来。她解开安全带，开门走下来，夜风裹着汽油和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她走进服务区的小超市，买了一瓶水，拧开喝了一口，又买了一瓶放在副驾驶座的储物格里。她回到车边，没有立刻上车，她弯腰探进车里，伸手把背包里的收音机拿了出来，放在了副驾驶座上。红灯还亮着，电流音还在，细长而持续，像一根线连着什么地方。“你别响了，”她对着它说，“快到了。”
她关上车门，坐回驾驶座。重新发动引擎的时候，她想起了母亲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——“门口的灯我开着。”她不知道那盏灯是今天才开的，还是每天都开着的。她不知道母亲是每天等她的那个下午才打开，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关过。她只知道小时候放学回家，五楼那扇窗的灯永远亮着，像一颗不落的星星。母亲说她怕黑。所以她总是在天黑之前就开灯。等周敏走到楼下的时候，那扇窗户已经亮堂堂的，像一个用光做的路标。
下了高速进入县城的时候，导航屏幕上的剩余里程变成了零公里，屏幕跳出一条提示：“您已到达目的地附近。”街道上很安静，凌晨一点多，路两旁几乎没有人。路灯的光是昏黄色的，照在墙面上，拉出建筑长长的轮廓。她放慢了车速，开始认路。左边的那个电影院——十年前是电影院，门口贴着红色的海报，台阶上经常坐着等开场的人。现在变成了超市，卷帘门紧闭，招牌换成了白底蓝字，门口停着一辆小货车。右边的那个小卖部，她小时候常常去那里买糖，一毛钱一颗的玻璃纸水果糖，那家小卖部的玻璃柜台上总放着一个搪瓷缸，装满了这种糖果。现在门关了，招牌也拆了，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旺铺转让的广告纸，边角卷起来了。
她开着车一条街一条街地穿过去，像是在用自己的轮廓重新描一遍旧地图的边缘。
拐进最后一条巷子的时候，她停了车。巷子很窄，两侧的梧桐树伸出来的枝叶在路灯下投出斑驳的阴影，地面是旧水泥的，有些地方裂了缝。巷子尽头那栋六层的老楼立在那里，外墙的涂料已经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白色的墙体。五楼左边那扇窗户亮着光。暖黄色的，不是日光灯那种冷白，是白炽灯泡或旧式台灯那种温软的光，像一小块被夜色包裹的糖，正在慢慢地融化。
其他窗户都是黑的。整栋楼只有那一扇窗亮着。周敏没有熄火，没有开门，没有动。她坐在驾驶座上，隔着挡风玻璃看着那扇窗户。窗帘是米白色的，没有拉严实，边角露出一条缝。那条缝里有一个人影在走动，很慢很慢，像是腿脚不太方便，又像是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放缓步伐。她不知道那是母亲在收拾东西，还是母亲在阳台上朝楼下看了一眼，还是母亲只是在那间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像过去十年里无数个夜晚一样。
周敏的手搭在车门把手上。她按了一下，门锁弹开了，但她没有推开车门。她的手停留在把手外侧，没有用力。她又坐回去了。她靠着椅背，透过挡风玻璃看着那扇窗户。灯还在那里，暖黄色的，稳稳的，不像一盏普通的灯，像是有人用一根手指按住了时间的开关，不让它熄灭，不让它闪动，就那么亮着。亮着等一个人回来。那盏灯已经在那里亮了很久了。可能已经亮了十年了。
周敏看着它，没有再低头抹眼睛。她只是看着那扇窗户，像在看一个十年不敢看的方向。然后她推开了车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