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刑部回来之后，沈凌玥在屋里坐了很久。赵思远那篇策论摊在桌上，旁边的地图上还留着昨天标出的驿站路线。她盯着那篇策论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，比起谁写的，更值得查的是——它怎么从赵思远手里流出去的。
赵思远说那篇策论是他写给自己的，没有拿给任何人看。如果他没撒谎，那它离开他的手，一定是经过别的方式。也许是被人偷走的，也许是他收拾东西时不慎夹进了旧物里，也许是他落职抄家时，旧物被充公后又辗转流入了市井。
无论是哪一种，都绕不开一个环节——那批东西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。
沈凌玥把那篇策论拿起来，对着光看了看纸面。纸是普通的麻纸，边角有些磨损，像是被人翻过很多次。她注意到纸面上有一处极淡的墨痕，不是字，像是压在另一张纸上面时蹭上去的。痕迹很浅，但轮廓隐约可辨，像是一个模糊的章印。
她让谢云辞来看这处痕迹。谢云辞用放大镜看了许久：“这不是墨痕，是印章压出来的。写这篇策论的时候，纸底下垫过一张盖了印章的纸，时间久了，印油渗到了背面。”
“能看出是什么印吗？”
谢云辞又看了一会儿：“看不全。只看到半个‘刑’字。”
沈凌玥的目光顿了一下。半个“刑”字。刑部。赵思远当年被押解回京后，接受过刑部的审查。他的旧物里有一张盖了刑部印章的纸，压在了那篇策论下面，留下了这道痕迹。那说明那篇策论在赵思远手里的时候，至少和刑部的纸接触过。
柳七靠在门框边剥桔子，听到这里，抬头道：“刑部的东西都有存档。赵思远当年被押解回来的时候，审他的案子留了底，他随身带的东西也登记过。”他把一瓣桔子丢进嘴里，“我去翻翻刑部的旧档，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收存记录。”
柳七去了一下午，回来的时候带着一本旧册子，是刑部十年前扣押物品的登记底档。他翻到赵思远那一页，上面列着几件东西：随身衣物一件、书信若干、地契一张、文稿一沓。文稿那一栏写着“策论三篇”，旁边有一行小字备注：“已发还”。
“已发还。”沈凌玥重复了一遍这个词，“发给谁了？”
柳七往后翻了两页：“没有记录。但按刑部的规矩，发还的物品要由本人或本人指定的家属签收。赵思远当年是自己签收的，东西确实回到了他手里。”
“那他手里的东西，后来怎么又流出去了？”
柳七把册子合上：“那就只能是——他拿回去之后，又被人拿走了。也许是偷的，也许是漏了，也许是他自己给了什么人。”
沈凌玥靠回椅背。她闭上眼睛，把这几条线重新理了一遍。赵思远的旧稿回到他手里之后，又被什么人拿走了——那个人可能是在他家里翻过他的东西，也可能是在他调任搬家的时候，顺手收走了一批旧物。而那个人后来把其中一篇策论卖给了旧书贩子郑某，郑某又卖给了陈砚之。
沈凌玥忽然开口：“赵思远当年调任外放，搬家的时候有没有请人帮忙？”
柳七想了想：“我去查一下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柳七带回了一个名字：“赵思远当年调任外放的时候，帮他收拾行李的是他府上的一个门客，姓刘，叫刘文举。据说和赵思远关系不错，赵思远走的时候还给他留了一笔钱。后来刘文举用那笔钱在京城开了个小书铺，生意做得不大，但一直没关。”
“书铺叫什么？”
“叫‘文翰堂’，在城南，挨着老槐树巷不远。”
沈凌玥站起来：“去看看。”
文翰堂开在城南一条不宽的街上，门面不大，夹在一家杂货铺和一家布庄之间。招牌上的漆已经褪了色，字迹斑驳，像是有些年头没翻新过了。沈凌玥推门进去的时候，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瘦长脸，戴着一副铜框老花镜，手里正翻着一本旧书。
听到门响，他抬头看了沈凌玥一眼：“找书？”
“找人。你是刘文举？”
那人放下书，摘了老花镜：“我是。你是？”
“听雪楼，沈凌玥。有件事想请教。”
刘文举的目光在她身后的萧珩身上停了一下，像是在估算什么，然后他点了点头，从柜台后面走出来：“沈掌柜要问什么？”
“赵思远当年搬家的时候，是你帮他收拾的行李？”
刘文举愣了一下，像是没想到会听到这个名字：“是……是我。那是十年前的事了。”
“你收拾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一沓文稿？上面有几篇策论，有一篇是写西北边防的。”
刘文举没有说话。他把老花镜拿在手里反复擦了两遍，像是需要时间从那堆旧物中翻出具体的画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慢慢开口：“那沓文稿，确实是赵大人临走前交给我的，说是不要了，让我处理掉。”
“你处理掉了？”
“没有。”刘文举说，“我看着那篇文章写得不错，觉得烧了可惜，就留了下来。后来我开了书铺，就把那沓文稿放在店里卖，卖了几年没卖出去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。”
沈凌玥盯着他的眼睛：“不见了？你没有留意是谁拿走的？”
刘文举低下头：“店里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多，我记不清了。但我记得那篇西北边防的文章被人翻过好几次，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架子前面看了很久，但最后没有买，把稿子放回原位就走了。”
“那年轻人长什么样？”
刘文举想了想：“二十出头，穿得普通，像是个读书人。但他看那篇文章的时候，目光很专注，不是随便翻翻就走的样子。”
沈凌玥在文翰堂门口停住了。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专注地看过那篇西北边防的策论，没有买，又放了回去。后来那篇策论就不见了，可能是被他买走，也可能是被他偷走了。十年过去了，那篇策论如今出现在老槐树巷的墙上、秦慕白的旧稿堆里、刑部大牢的栅栏前，像一根被人反复拉过又放下的线头，正沿着它的旧路穿过所有人。
她走出文翰堂时，风从街口灌进来，吹得门前的旧招牌晃了一下，发出细微的吱呀声。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块褪了色的木牌，又看了一眼刘文举站在柜台后面重新戴上老花镜的侧影，没有说话。
那个年轻人是谁，也许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拿走那篇策论的时候，已经知道它通向哪里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