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初从化妆间走出来的时候，走廊里的灯是暖白色的，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她走过摄影棚的外门，推开那扇贴着“非工作人员请勿入内”的玻璃门，走到片场门口的院子里。
铁栅栏外面站着一个人。
他没戴口罩。那件外套是旧的，深灰色的棉服，袖口的边缘已经磨得有点发白了。他手里握着一束花，向日葵，花茎用牛皮纸裹着，纸的底部折了一道整齐的边。他站在那里，没有低头看手机，没有来回踱步，只是看着那扇铁栅栏，像是在等一个他确定会来的人。
林初在栅栏内侧停住了。两个人之间隔着一道铁制的栅栏门，缝隙的宽度大约能容纳一只手穿过。她站在那里，看着他，看了两秒。
保安从旁边走过来，站在她旁边：“他说他要见你，没有预约，我说了你在忙，他就在这等着。”
“我认识他，”林初说，“没事。”
保安退开了。铁栅栏外面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
他看着林初。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面对面地看过她了——也许更久。他上次见她是在三年前的楼道里，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的外套，手里拿着一个吃了一半的饭团，看起来有点累，但问他“能给我签个名吗”的时候，她没犹豫。现在她站在铁栅栏的另一侧，穿着一件简单的外套，头发披着，跟前几个月手机屏幕上那个人的样子差不多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
他把那束花从铁栅栏的缝隙里递了过去。向日葵的花瓣擦过冰凉的铁栏杆，发出极轻的摩擦声，像纸页翻动时带起的一阵极短的风。他的手在栅栏缝隙中停住了，花束的另一端在她的方向。他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林初没有立刻接。
她看着他，看着他的手握着花茎的位置——缠了一圈湿纸巾，用来保湿。花茎的末端被剪成了斜口，贴着湿纸巾的地方有一层极薄的水痕。她看了那束花大约五秒。然后她伸出手，接过了那束花。她的手指碰到花茎的时候指尖是凉的，花茎被湿纸巾包裹着，触感比预想的要柔软一些。她把花接过来，抱在怀里，向日葵的黄色花瓣贴着她外套的深色面料，比想象中的颜色更亮一些。
她抱着那束花，语气很平：“七年了，你是第一个当面跟我说对不起的人。”
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。没有愤怒，没有宽恕，没有释然，也没有拒绝。她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。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。
他的嘴唇动了动。他站的位置离栅栏太近了，近到他能闻到那束花被包装纸包裹的味道——像是刚从花店拿出来的那种混着水和冷气的气味。他又张了一下嘴，然后眼泪就下来了。不是那种压抑着的、无声的溢出，也不是那种崩溃式的、剧烈的哭，更像是被一种他自己也没完全理解的东西打开了某个开关。眼泪顺着颧骨滑下来，他没有抬手擦。
他说：“我……”
“花我收了。你可以走了。”林初说。她抱着那束花，没有看他，她看着栅栏外面那根路灯杆，路灯杆上有一块已经褪了色的广告贴纸。
他在原地站了三秒。那三秒里他没有再说别的话，没有再往前，也没有后退。他只是站在那儿，像一尊被临时留在原地的雕像，风把他外套的下摆吹动了一下，又放下了。然后他转过身，沿着来时的方向走了。他走得很慢，步子不稳，但不是因为犹豫，更像是身体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“已经结束了”这个事实。他没有回头。
林初抱着花站在原地，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。那个背影走在冬天的灰白色阳光里，穿着那件袖口磨白了的外套，步子每一下都踩得结结实实的，像在确认自己还能走。然后她收回视线，转身往回走。
她推开玻璃门的时候保安看着她怀里的花，又看了看她身后那片已经空了的栅栏，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“以前认识的人。”林初说。她穿过走廊，回到化妆间，把门关上。化妆间里只有她一个人。桌面上的剧本还翻在最后一页，那行“石头还完了，我还在”还摊在那里。她看了一圈化妆间，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，瓶里的水已经倒掉了，瓶口还残留着一点没干透的水珠。她把花束外层的牛皮纸拆开，把向日葵一根一根地放进了矿泉水瓶里，调整了一下花茎的角度，让它们朝着窗户的方向。
然后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翻开剧本，找到了刚才读到的那一页，继续往下看。窗外有风从窗缝里挤进来，吹在向日葵的花瓣上，那些黄色的花瓣轻轻颤了颤，又恢复了原来的姿态。她一只手按着剧本页脚的边缘，另一只手搭在桌沿上，像是那一页里的字正在被另一只手悄悄握住，等着她读完。她读了一段，翻到下一页，又读了一段。向日葵在矿泉水瓶里安安静静地立着，黄色的花瓣在午后从窗户斜射进来的光线下，亮得刚好。
她把那页翻过去，继续看，没有再把头抬起来。她知道那个人已经走了。她也知道那束花还在这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