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，郑斌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

"省城建委的老家属院，我跑了一趟。"他说，"八十年代那批司机，姓韩的有两个。一个零三年死了，一个九六年就调走了。"

"没别人了。"

"有。"郑斌说，"花名册上还有一行，没名，就写了三个字——韩，临时。"

"临时的。"

"临时的不给开工资，关系查不到调去哪儿。"郑斌顿了一下，"可这行字后头，人家另写了一笔。"

"什么笔。"

"一个字。"他说，"沈。"

我握着手机没说话。

"八三年到九三年。"郑斌说，"那正是沈伯昌在的时候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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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，我把催收通知拿到后厨。

父亲蹲在门口，还保持着下午那个样子。刀搁在脚边，磨石搁在刀边上，都没动。

我把那张纸放在他面前的板凳上。

他没看。

"九八年，"我说，"吕长庚那笔账，是你收的。"

后厨的灯是那种老式的，一个灯泡，罩子发黄。他低着头，影子落在墙上，很大。

"张叔都跟我说了。"我说，"霍振山托的你。"

过了很久，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，站起来，走到灶台边，拧开水龙头洗了把手。水很凉，他洗得很慢。

"是我收的。"他说。

"收了多少。"

"八万。"他说，"霍振山要八万。我给他收了八万。"

"厂子作价多少。"

"八万四。"父亲说，"剩下四千二，我让张叔退回去了。"

他从灶台上拿过一支烟，点上。烟头的火在他脸上亮了一下。

"账是清的。"他说，"一分没多要。"

"我知道。"

"你知道还来问我。"

"我问的不是钱。"

他吸了一口烟，没说话。烟在灯下往上飘，飘到灯泡边上，散了。

"我问的是，那厂子，"我说，"是怎么顶的。"

父亲的手在烟上顿了一下。

"九八年秋天，"他说，"霍振山找上门。说城南长庚木器厂那笔担保的账，拖了半年了。他手里没人，让我去。"

"你去了。"

"我带张叔去的。"他说，"头一天去，吕长庚在厂里，说没钱。第二天去，他还是说没钱。第三天，我把厂门堵了。"

"堵了几天。"

"五天。"父亲说，"进料的车进不来，出货的车出不去。第六天，他自己开的门。"

"堵门那几天，你天天在那儿。"

"天天在。"父亲说，"早上七点去，晚上九点回。搬个小板凳，坐门口喝茶。"

"他报过警没有。"

"报过。"父亲说，"派出所来了两回。第一回说，经济纠纷，你们自己谈。第二回没进门，站马路对面看了会儿，走了。"

"他没找人求情。"

"他找过霍振山。"父亲说，"求霍振山宽两个月。霍振山没松口。"

"霍振山怎么说。"

"霍振山说，我不是要你那点钱。"父亲看着灶台，"我是要城南这一片看着。欠账的，得有个下场。"

后厨里的灯泡闪了一下。

"这话是当着吕长庚说的？"

"当着我和他。"父亲说，"吕长庚听完，站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说，回办公室去了。"

"他怎么说。"

"他说，厂子你拿去。"父亲说，"就这一句。说完他回办公室，把抽屉里的东西都掏出来，摆在桌上。营业执照，公章，进货单，还有一台算盘。"

"他没求你。"

"求了。"父亲把烟按灭在灶台上，"他说，给他留一间屋，他媳妇还在家里病着。我说，留不了。霍家要的是钱，不是我的人情。"

后厨里静下来。水槽还在滴水，一滴，一滴。

"他那天什么脸色。"

"白的。"父亲说，"手一直抖。字签不了，他画了个押。"

"画押。"我说。

"嗯。"父亲说，"他在顶厂的字据上画了个押。也是那个样子，一竖一撇，没连上。"

"他画完之后呢。"

"画完之后，他问了我一句话。"

"什么话。"

"他问我，你是不是本地人。"父亲说，"我说是。他说，那你认得我儿子吧。他在外头打工，过年前回来。"

"你怎么说的。"

"我说，不认得。"父亲说，"那时候我确实不认得。"

他停了停。

"后来我才知道，他问那句话，不是想让我认他儿子。"父亲说，"他是想让我知道，他有儿子。"

"什么意思。"

"意思是，他有后。"父亲说，"他有后，他就不能赖。"

他走到灶台另一边，打开一个老柜子，从最底下拖出一个樟木箱。

箱子很沉，木头都黑了。他掀开盖，在里面摸了半天，摸出一张纸，捏着边角，走过来，放在我面前。

"你要问的，就是这个。"

纸已经很脆了，边角缺了一小块。抬头印着"顶厂字据"，下头是手写的几行。

厂址，作价八万四。顶给人：霍振山。收款人签名：林广财。

再往下，一行小字。

"本人吕长庚，自愿以厂抵账，从此两清，各不相欠。"

那行字底下，画了一个押。一竖一撇，没连上，尾巴拖了一半就断了。

跟吕建平拿来那张，一模一样。

我盯着那两个笔画看了很久。

"这张纸，你留了十二年。"

"留了。"

"为什么不撕了。"

父亲没有马上回答。他回到灶台边，又摸出一支烟，这一次没点，就在手里捏着。

"当年销账，规矩是当着人撕。"他说，"吕长庚那份，他自己撕了，我看着的。霍家那份，霍振山收起来了，说要留个底。"

"你这张呢。"

"我这人有个毛病。"他说，"收完一笔账，我都留着一张纸。不撕。"

"留着干什么。"

"留着看看。"父亲说，"看看我这些年，都是怎么过来的。"

他把手里那支没点的烟捏扁了。

"后来我才想明白一件事。"他说，"吕长庚这辈子，画过两个押。"

"一个是给郝广发的。"

"一个是给我的。"父亲抬起头，看着我，"头一个押，是替别人画的。后一个押，是替他自己画的。"

"他没得选。"

"他有。"父亲说，"他可以不画。不画，我就接着堵。堵到他自己想通为止。"

"他没想通。"

"他想通了。"父亲说，"他想通的是——账在那儿，人不认，账也还在。"

我坐在后厨的凳子上，看着灶台上那盏灯。

这些天，我脑子里装着两个人。

一个是我爷爷。他站在省城楼下，让人从玻璃后头看见他，然后回县城，把蓝皮账翻出来，一个字一个字写。写了三天，人就没了。他是被人拿刀逼着的那一头。

一个是我爸。他坐在城南一间厂子的门口，搬个小板凳，喝茶，等六天。他是拿刀的那一头。

这两个人，是一家里出来的两个人。

我原先以为，我家的账，是从九四年欠下的。

现在我知道，九八年也欠过，零二年也欠过。到底欠到哪儿，得看谁在记账。

账不是钱。账是谁给谁画的押。

父亲把那张纸往我这边推了推。

"拿着。"

我伸手把纸捏起来。纸很轻，轻得像什么都没有。

"爸。"

"嗯。"

"你这辈子，收过多少笔这样的账。"

父亲没回答这个问题。

他把那把开山刀捡起来，收回樟木箱，把箱盖合上。合上那一下，木头闷闷地响了一声。

"你爷爷一辈子，收账不留名。"他说，"我收账，不留名，留纸。"

"你留着这些纸，是想给自己记账？"

"不是给自己记。"他站起来，背对着我，"是给后头的人看。"

他推开后厨的门，外面巷子里有风。

"前面那个门，是我开的。"他说，"后头这条路怎么走，你自己看。"

门关上了。

我拿着那张顶厂字据站在后厨里。灯泡上落了层灰，光散得很开。

我在灯下把那张纸摊平。

厂址，作价，顶给人，收款人，自愿以厂抵账，从此两清，各不相欠。

一个押。

九八年秋天的八万块，换成一张纸，一个押，一间没留成的屋，和一个第二年开春没活过来的人。

我爷爷那本蓝皮账上，批过四个字。三倍计息。

批那四个字的时候，他大概也觉得天经地义。

那四个字，在吕长庚身上，用了一回。

我又想起张叔说的那件事。

吕长庚数那四千二的时候，数了两遍。数完了他说，账清了，我不欠人。

他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，是城南那间厂子。他把厂子交出去，把账认下来，然后跟人讲一句，我不欠人。

第二年开春，人就没了。

他其实可以不认。他不认，我爸还得再堵几天，堵到他自己想通或者想不通为止。可他还是认了。

我猜他不是怕。他是想给后头的人留一句话——你爹这辈子，没欠过人。

这句话，现在轮到他儿子来还。

本章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