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打过交道。”苏锦言拿起公文包，“老熟人了。”
周德正看着她走到门口，把手里的搪瓷茶缸放在桌面上，落下一声钝响。
“既然是熟人，那就更不能掉以轻心。”周德正交代了一句，“遇到阻力，往上面递消息。”
“明白。”苏锦言推门离开。
下午两点，省城财经学院，302宿舍。
窗外阴沉沉的，冷风刮着玻璃窗嗡嗡作响。苏锦言坐在书桌前，将那份第三棉纺厂的卷宗摊开，旁边放着昨晚整理的带血手印的材料。
门轴发出“吱呀”一声。
李红推门走进来，手里提着一个空网兜。她的眼底布满红血丝，脸色透着熬夜后的青白。
“伯父情况怎么样？”苏锦言放下手里的钢笔。
“肋骨断了两根，医生已经给打上石膏固定了。”李红走到床边坐下，声音发干，“我妈在医院陪护，我回来拿几件换洗衣服。”
“厂里有人去医院看过吗？”苏锦言问。
“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”李红手指绞着网兜的边缘，骨节凸起，“保卫科那边放了话，说我爸是不服从厂办调度，擅离职守，活该挨揍。那些人，现在全听副厂长孙卫国和劳资科刘长贵的。”
听到这个名字，苏锦言翻动卷宗的手指停住。
“这个刘长贵，调去第三棉纺厂多久了？”苏锦言看着卷宗上的印章。
“顶多两个月。”李红脱口而出，“他一去就成了孙副厂长的跟前红人。我爸在保卫科，平时就负责厂长和副厂长办公室外头的治安，里面什么动静他最清楚。这个强制买断工龄的损招，就是刘长贵给孙副厂长出的。”
苏锦言将卷宗翻到第三页，推到桌子边缘。
“文件上写着，三百多名一线女工强制买断工龄，按每年三十块钱补偿。”苏锦言指着纸面上的一行小字，“但这里还有一份没有公开的补充协议，上面盖着劳资科的章。写明实际发放标准为一次性买断，总额三百到五百元不等。之后彻底解除劳动关系，强制收回分配的住房。”
李红站起身，走到桌前盯紧那份复印件。
“一个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，拿到手只有三百块？”李红抽了口气，语调变了，“平均下来，一年工龄只值十五块钱？那可是棉纺厂！二十年前她们进厂的时候，熬夜倒班，哪个不是落下一身病？三百块钱能干什么，在省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租不起！”
“所以这笔补偿款，在劳资科往下发的时候，被人为截留了。”苏锦言语调平缓，听不出起伏。
“不只是补偿款被截留。”李红压低嗓音，“我爸在医院跟我交了底。那天刘德旺拿着红头文件去办公室，刘长贵就站在走廊上抽烟。刘长贵指着刘德旺的鼻子骂，说他就是个泥腿子，别挡了厂里发财的道。接着保卫科的那几个混混就把人拖进保卫室了。我爸当时想拦，被刘长贵带来的人按在门外，动都动不了。”
苏锦言看着李红。
“你爸还听到了什么？”
“厂里有一笔工人福利基金，平时是用来给大家发劳保和逢年过节补贴的。”李红双手撑着桌面，“这笔钱，在改制文件发下来前几天，就被孙卫国和刘长贵联手挪用了。”
苏锦言动作一顿，抬起眼。
“挪去哪了？”苏锦言问。
“他们对外的统一口径，是去填补新厂房的基建窟窿。”李红说，“但我爸看到过，刘长贵拿着几张外单位的汇款单找孙副厂长签字，厚厚一叠。那根本不是走厂内基建的账。”
苏锦言从口袋里掏出钢笔，在黑皮笔记本上写下“福利基金去向”几个字，随后在上面重重画了一个圈。
“这是最关键的钥匙。”苏锦言合上笔记本，“厂方在改制方案里，不仅隐瞒了老厂房土地的真实评估价值，还提前转移了福利基金。他们这么急着清退工人，是为了在账面上制造资不抵债的假象，好把地皮和设备低价盘出去，自己从中抽水。”
“这群吸血鬼。”李红咬着牙。
“你先回医院照顾伯父。”苏锦言站起身，把卷宗装进公文包，“顺便转告他，不论是谁去病房探望，或者是送慰问金，什么字都不要签。我会去会会这个老熟人。”
下午三点，经纬法律咨询社。
活动室里的煤炉烧得很旺。周莉坐在桌前，正对着厚厚一沓旧报纸和物价局的参考目录核对数据。
门被推开，苏锦言带着一阵寒气走进来。
“老板，你可算来了。”周莉把手里的红蓝铅笔放下，拿过一张草稿纸，“按照你走之前交代的，我查了省城北区建设路周边的地价参考。”
苏锦言脱下呢子大衣挂好，走过去拉开椅子坐下。
“数据对不上吧？”苏锦言看了一眼草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。
“完全对不上。”周莉指着其中一项，“第三棉纺厂占地极广，光是那一排家属楼的位置，按照现在的城市规划，已经是核心地段。但他们在改制方案的资产评估表上，把这块地折价算成了工业废地，估值硬生生压低了六成。”
苏锦言将公文包里的卷宗拿出来，铺在桌上。
“这压低的六成，就是他们用来堵账面窟窿，填饱私人腰包的筹码。”苏锦言用笔尖点着卷宗，“再加上不知去向的工人福利基金，这笔烂账大得惊人。他们逼迫三百名女工滚蛋，不是因为厂里发不出工资，而是因为这三百个人占着家属楼，挡了他们倒卖地皮的路。”
“那咱们现在怎么破局？”周莉问，“现在的物价，去供销社买辆飞鸽牌自行车都要一百五十块，买台缝纫机要一百三十块，还得搭上票。那些女工拿着三百块钱，连置办这两样大件都不够，更别提以后的一家老小吃喝拉撒。这要是真被保卫科强行赶出来，把人往死路上逼，可是要出大乱子的。”
苏锦言翻开笔记本。
“从刘长贵身上划口子。”苏锦言给出方向，“他在安平县机械厂吃过亏，做事必定比以前谨慎。但他刚到棉纺厂两个月，根基不稳。孙副厂长用他，无非是拿他当处理麻烦的脏手套。”
“我们要找他违规的实证？”周莉拿过本子准备记录。
“不只是实证。”苏锦言语速不快，“明天上午，我要去一趟第三棉纺厂的财务科。你把省市联合法律顾问处的特别通行证准备好，盖了钢印的调档函也开出来。我要光明正大地查他们的账底。”
门外走廊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不疾不徐，随后停在咨询社门前。
木门被敲响了两下，没等里面回应，便被人推开。
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口。他梳着三七分的发型，手里提着一个印着省大字样的公文包，脸上挂着得体的笑。
“请问，苏锦言同学在吗？”男人朝屋内两人看了一眼，准确地停在苏锦言身上。
苏锦言没有起身，打量着对方。
“你是谁？”苏锦言问。
“自我介绍一下。”男人走上前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双手递到桌面上，“我是省大经济系学生会副主席，孙大伟。”
苏锦言视线落在名片上，没有伸手去接。
“孙卫国副厂长，是你什么人？”苏锦言直接挑破。
孙大伟脸上的笑意没有收敛，反倒更加从容。
“孙卫国是我父亲。”孙大伟拉开苏锦言对面的木椅，自行坐下，“苏同学，哦不，现在应该叫苏大律师。你在安平县的事迹，我可是拜读了报纸的。巾帼不让须眉，确实厉害。”
“有话直说。”苏锦言靠向椅背。
“我父亲听说，你接了第三棉纺厂工会的案子。”孙大伟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，身体前倾，“改制是省里的政策大局，棉纺厂的担子很重。我父亲作为主管改制的副厂长，非常希望这种关乎几百人饭碗的事，能平稳解决，不要闹出不必要的误会。”
“所以？”苏锦言看着他。
“所以，我父亲想请苏律师喝杯茶，好好聊聊。”孙大伟眼底透着盘算，“关于那几百名工人的安置方案，以及厂里的地皮评估。他说了，只要你肯坐下来谈，一切都可以沟通。就看苏律师，赏不赏这个脸，跟我们好好沟通一下改制的事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