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下个月三号，我会拿着初稿，准时到省府三号院报到。”
周末，下午两点。
一辆挂着军牌的绿色吉普车准时停在经纬法律咨询社街口。小吴拉开后座车门，苏锦言提着牛皮纸公文包跨进车内。吉普车没有去省经委，而是沿着主干道一路向南，驶入省委南院。
大院里种着两排粗壮的法国梧桐。树叶已经落光，光秃秃的树枝指向灰白色的天空。
车在一栋带院子的两层红砖小楼前停下。
小吴领着苏锦言穿过院子，直接走上二楼。推开最里侧的木门，是一间极宽敞的书房。没有名贵字画，三面墙全部打成通顶书架，上面堆满加盖机密红章的内部参考资料。
书桌前，一个七十来岁的干瘦老人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。老人穿一件洗得褪色的灰色中山装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。
这是冯老。
许岩拉过一把木椅，放在书桌正前方两米的位置。
“冯老，苏律师到了。”许岩退到书架旁站定。
冯老折起报纸，摘下老花镜扔在桌面上。他没有寒暄，也没有让苏锦言坐下。
“老钱在周三的初稿讨论会上拍桌子了。”冯老抬起头，视线越过镜框落在苏锦言脸上，“你用棉纺厂的数据把他逼到墙角，让他丢了面子。”
“我只陈述事实。”苏锦言站在木椅旁，双手下垂，“十五万的流失资金是底线，不该用来顾全面子。”
“你懂事实，但你不懂管理。”冯老声音低沉，力道压人，“老钱是省内搞了三十年工业经济的专家。他坚持财务封闭管理，是为了保证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型企业能正常运转。你把查账权下放给普通工人，今天查一笔采购，明天查一笔差旅，厂长还怎么开展工作？”
冯老指着桌面。
“这就是省里多数干部的想法。你的那份《试行办法》，许岩强行签了字，但在下面推不动。”冯老直视苏锦言，“你要公平，厂长要效率。这两条路现在撞在一起，死结怎么解？”
这是一道考题。答不出来，棉纺厂的胜利就只能是孤案。
苏锦言拉开木椅，端端正正坐下。
“这个死结本身就是错的。”苏锦言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，“老钱错在用一个固定的管理逻辑，套用所有体量的国营企业。我给出的解法是第三条路，分类监督。”
冯老身体前倾了半寸。
“怎么分类？”
“按企业体量和资产结构切分。”苏锦言语速平稳，吐字清楚，“第一类，超过五千人的重工业大厂，比如省一机厂。这类企业账目繁杂，涉及大量专业设备采购和外包合同。普通职工没有财务基础，看不懂这些底账。让他们全面查账，会拖垮运转效率。”
许岩在旁边拿出笔记本，拧开钢笔。
“所以，对这类重工大厂，不能用群众运动式的监督。”苏锦言给出结论，“必须走自上而下的专业路径。建立独立于厂长的内部审计委员会，同时引入省级派驻的专职财务监督员，实行一票否决制。职工代表只列席，不直接干预具体账目。”
冯老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红色封皮的内参本。
“第二类呢？”冯老问。
“千人以下的中小型轻工业厂，比如第三棉纺厂。”苏锦言对上冯老的视线，“这类企业固定资产少，猫腻全在现金、福利和存货上。”
冯老拿着钢笔的手指停在半空。
“三千件劳保服进没进库，几百吨煤炭烧没烧完。”苏锦言语气没有起伏，“核对这些不需要借贷平衡的专业知识，只需要常识。这种厂，就必须实行自下而上的全透明监督。所有明细底账张榜公布，赋予基层职工一查到底的权利。因为厂长根本无法在这类账目上做高深的技术伪装。”
冯老低头，钢笔在内参本上快速划动。纸张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
一分钟后，冯老停笔。
“分类切断。”冯老重新抬头，“大厂保效率重专业审计，小厂防贪腐重底账公开。你把这两条矛盾的路拆开了。”
“一刀切的政策，永远无法同时满足效率和公平。”苏锦言回应。
冯老合上内参本，把它推到桌边。
“分类理论站得住脚。但执行中会遇到硬钉子。”冯老抛出第二个难题，“你让小厂公开账本，厂长就是不公开，把财务室锁死，你拿什么制约他？指望工会去砸锁？”
“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，实行强制清算验收。”苏锦言没有停顿，“任何企业进行改制、关停、并转，必须由具备资质的独立律所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。没有这份报告，主管部门不予盖章，银行不予核销贷款。”
“第三方机构怎么保证独立性？”冯老追问，“厂长拿公款私下塞给他们，让他们做假账，他们照样会成为厂长的帮凶。”
“建立连带责任终身追究制。”苏锦言抛出前世最核心的监管利器，“一旦查出报告造假，涉事机构直接吊销执照，签字律师和会计师承担连带刑事责任，终身禁入行业。”
书房里安静下来。
许岩停下记录的动作，看向苏锦言。
冯老端起桌上的搪瓷杯，喝了一口水。热水的热气升腾，模糊了他镜片背后的眼神。
“地方财政很紧。”冯老放下水杯，杯底磕出脆响，“省里拿不出一大笔专项资金去雇佣第三方机构。”
“不需要财政拨款。”苏锦言看着那只搪瓷杯，“采用提成制。第三方机构的费用，从他们清查出的流失资产里按千分之五提取。查出的漏洞越大，他们的收益越高。用利益驱动他们去查账，比道德说教管用。”
冯老手指在桌面上敲击两下。
“分类监督，强制引入第三方，连带追责，利益驱动清算。”冯老把这四个词连在一起念了一遍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书架前，抽出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牛皮纸信封，转身扔在苏锦言面前的桌面上。
“打开看看。”冯老说。
苏锦言拆开信封。里面是一份红头文件，上面印着国务院某部委的抬头。
《关于在全国范围推广厂长（经理）负责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（草案）》。
“这是部委起草组刚发下来的绝密征求意见稿。”冯老看着苏锦言，“下个月中旬，北京要召开全国首届企业改制法律保障研讨会。这套方案是核心议题。”
苏锦言翻开草案，逐条看下去。
“这份方案的核心是全面放权。”冯老点破重点，“上面认为，要搞活企业，就必须把人权、财权、物权全部集中到厂长一个人手里。只要能创造利润，其他一切限制条条框框都可以打破。”
“没有边界的权力，只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。”苏锦言合上文件。
“我看得很清楚，许岩也看得很清楚。但省里拿不出系统性的反驳理论去对抗部委的这套效率至上论。”冯老双手按在桌沿上，身子前倾，“你的分类监督和第三方引入机制，补齐了这块拼图。”
冯老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盖着钢印的参会证。参会人员姓名处一片空白。
“这是省代表团的最后一个名额。”冯老把参会证推到苏锦言面前。
苏锦言低头看着那张硬纸卡。
“这次去北京，不是去学习的。”冯老的声音在书房里回荡，“起草组那些人都是硬茬子，他们手里拿着上方宝剑，准备大刀阔斧砍掉所有监督机制。”
冯老停顿一下，目光如炬。
“你要面对的不是一个老钱，是全国范围内最坚定的全面放权派。他们准备在会上强推这套方案，你敢去掀他们的桌子吗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