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眉山城向南行不多远，便是天庆观。
　　寻常道观，多是善男信女烧香拜神、祈福禳灾的去处，常年香烟缭绕，钟磬不绝。可天庆观北极院不一样，这里半为道院，半作乡校。观中道士张易简招收乡里孩童读书，门下生徒常有百人之众。香烛烟气混着笔墨纸砚的墨香，经籍诵读声与殿角风铃声交织一处，儒与道就这般奇妙地融在同一座院落里。
　　院子当中有两样东西最惹眼：一样是正殿门前的香炉，日夜烟火不熄；一样是西廊下那口老井，井台被一茬又一茬童子踩得溜光。香炉归道士，井水归学生——早起先打一桶水研墨，是北极院的老规矩。殿内供着三清，廊下学堂里却挂着先生手书的一行字：“读书以明理，不以求官”。字写得歪拙，道理却端正。
这话不是后人给它添的光彩。几十年后，苏轼在《众妙堂记》里回忆自己的开蒙之地，写下这么一句：“眉山道士张易简，教小学，常百人，予幼时亦与焉，居天庆观北极院，予盖从之三年。”
春日的阳光穿过楠木古树层层叠叠的枝叶，在青石板地上洒下斑驳碎影。殿宇廊下摆着一排排简陋木案，几十名童子分坐两侧，有的高声诵读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有的低头临帖，也有孩童偷偷挪脚、互相挤眉弄眼，满院都是少年人的鲜活气。背不出书的孩子，要自己去殿角的水缸边站上半炷香的工夫，吹着风把眼泪吹干，再回来把那段书重念一遍——这是北极院的规矩，张易简从不动手打人。
　　道观里的学堂从不收银钱。谁家孩子来读书，秋后送两斗米、一匹粗布即可；家境实在困难的，哪怕只送一篮子菜、几把柴草，先生也照样收下。晌午灶上大锅熬着素粥，每个读书的童子都能分得一碗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分到几块腌萝卜。苏轼后来一辈子对吃食兴致浓厚，这份喜好大概就是从这碗素粥开始的。
八岁的苏轼正是被苏洵送到了这里，年仅五岁的苏辙，也跟着哥哥一同入了这观中的蒙学。束脩是程夫人备下的。她从铺子里挑了一匹成色最好的素绢，裁得方方正正，用蓝布包好，又添了两斗新米——不图贵重，只图个体面：苏家的孩子来读书，不能让先生为难。
　　送学那天，苏洵在观门口站了很久。他把一包用油纸裹好的书交给张易简，又把两个孩子推到先生面前，只说一句最寻常的托付：“读书的事，全凭先生。”张易简打量了这两兄弟，一个眼珠转个不停，一个垂着手立在原地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点了点头。
　　张易简是个清瘦的老道士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道袍，头上束着道髻。他虽身在道门，却不是只会诵经炼丹的方外之士，儒家经史、古今治乱，胸中皆有学问，讲学更是不拘一格，不看重苛责鞭挞，多是循循点拨，百名生徒之中，他独独看重两个学生：一个是苏家大郎苏轼，另一个便是市井人家出身的少年陈太初。
　　他常对旁人说：“几百个童子里，别的孩子都是往书里装字，唯有这两个孩子，是拿眼睛往书外看。”
　　学堂里也给苏辙留了位置。他坐在哥哥身后，先生讲一遍，他回家就能一字不差背给母亲听；苏轼背得快，忘得也快，隔三天不读，就得从头再来。张易简看着这对兄弟，说过一句后来被苏家人记了许多年的话：“一个记得住字，一个记得住意思。”
　　张易简教书的法子也很特别。他不许童子一味死记硬背，讲一句就要问一句：“这句话放在今天，该用在什么地方？”答不上来的站着，答得好的坐下，一天下来，站着的比坐着的多。有人请他讲讲炼丹长生之道，他袖子一甩：“先把人做明白，再谈做神仙。”可一讲到朝中风声、边关战事，这个老道士的眼睛就亮了，从中宗讲到前朝，讲得连背着书箱路过的小贩都停下来听。
　　陈太初性子沉静，眉眼淡淡的，不大爱凑热闹，闲时便爱读老庄，谈论修身养性的道理。他出身市井，父亲在城南做小买卖，家里供他读书已是咬牙撑着，他也从不因此低头，只是话少，问的问题却都比旁人怪异。
　　初入观中，苏轼还有几分新鲜好奇。抬眼望殿上三清塑像，鼻端闻殿内袅袅香雾，耳畔听风铃叮咚。别的学童见了神像，多带几分敬畏惶恐，他倒只当是新奇景致——还偷偷伸手去量塑像的脚有多长，被道童喝了一声才缩回去。
　　课堂之上，先生讲孔孟圣贤；下课之余，又教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。儒书教他入世立身，道家典籍则在他心底埋下了一颗逍遥旷达的种子。
　　某日观中来了一位从京师汴京返乡的读书人。他风尘仆仆，行囊里带着一卷新近流传的诗文，正是鲁人石介所作的《庆历圣德诗》。
　　这是一篇四言长诗，字里行间满是激昂，称颂庆历新政中拔擢的一众贤臣。来客把书卷递给张易简，二人站在廊下低声诵读谈论，言语间全是对朝中革新的向往。
　　来客说：“汴京这半年换了不少人马：范仲淹从西北边关还朝，官拜参知政事，上了一道条陈，将吏治、农桑、武备一条条摆开来讲，要动一动积弊几十年的旧例。”他说这话时压着嗓子，像是在说一件既喜又怕的事——朝里的人都清楚，动旧例，是要得罪人的。
　　一众童子大多埋首自己的功课，未曾留心廊下的谈话，唯独苏轼，耳朵早早竖了起来。
　　他悄悄从自己案边溜过去，躲在柱子侧面，探头窥看书卷上的文字。不过反复听读几遍，那长篇诗句竟已经记住了大半。孩童的记忆力，便是这般惊人。旁边有童子撇嘴：“苏大郎又在那儿逞能。”苏轼也不恼，只把记下的几句低声念出来，念到“天下大治”四个字，声音不自觉高了些。
　　等那客人告辞离去，苏轼上前一步，仰起小脸开口发问：“先生，方才诗中所赞颂的十一人，都是何等人物？”
　　张易简低头看着眼前这个总角孩童，不禁一笑，挥挥手道：“童子何用知之？这些朝堂人事，不是你这年纪该操心的。”
　　换了别家孩童，被先生一句驳回，多半便讪讪退回去读书。可苏轼不肯就此作罢，眉头微微扬起，朗声反问：“此天人也耶，则不敢知；若亦人耳，何为其不可？”
　　若是天上神仙，我自然不敢妄加过问；倘若他们也是世间凡人，那我为何不能知晓他们的故事？
　　一句话掷出来，张易简不由得一怔，随即抚掌大笑。他阅过上百个蒙学童子，还是头一回见到这般敢辩敢问的少年。
　　他拉过苏轼，在廊下石阶坐下，缓缓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讲给他听：“如今仁宗皇帝励精图治，朝中起用贤才，推行新政；石介这首诗，替天下读书人出了一口闷气。”讲到兴头上，他加重语气道：“这十一人之中，韩、范、富、欧阳四人，乃是人杰。”
　　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。这四个名字，苏轼后来一辈子都记得。
　　少年苏轼那时还远不懂朝堂党争的复杂，看不透新政背后的风波诡谲，可那四个名字如同四颗火种，牢牢烙进他心底。少年的心中，就此生出一份向往——将来，也要做这般心怀天下的贤臣。
　　三十多年后，苏轼为他人撰写《范文正公文集叙》，又把这一天的事写了一遍。他坦然写道：那时自己并不真懂这四人究竟做了什么，只知道他们十分了不起。末了添了一句：“时虽未尽了知，则已私识之矣”——虽然没全明白，却已经偷偷把他们记在心里了。
　　不远处的树荫底下，陈太初静静站着，把这一番问答尽数听在了耳里。
　　白日课业结束，一众孩童散了学，都不急着回家，三三两两在道观庭院里闲逛。有的捡拾地上落花，有的追逐树上雀鸟。苏轼和陈太初常结伴同行，二人性格一热一冷，偏生格外投缘。
　　两人待在一处，话也不多。苏轼坐在井台上，拿树枝在泥地里画字，画完一脚就踩平了；陈太初便替他把踩掉的字再写一遍，写得端端正正，就像练字帖。有时候他们什么也不做，只数檐头停着的麻雀，直数到日头偏西。
　　一次课后，陈太初望着天边的流云，忽然开口问道：“世人都说修炼可得羽化，当真能抛开凡尘白日飞升么？”
　　苏轼歪着头想了想，半是戏谑半认真地说：“我听先生讲老庄，说的都是心神逍遥，从没听说过人真能化作云烟飞走。倘若真有那么一天，不知道你我二人，谁会先乘风而去？”
　　陈太初没笑，只是望着云，开口道：“那我先走。”
　　这不过是少年人间随口说出的戏言，春日风过树梢，笑声便消散在道观庭院里。谁也不曾想到，数十年之后，远在黄州的苏轼，会从蜀地来的道士口中听闻，少年同窗陈太初，果真留下了“尸解羽化”的传闻旧事。
　　日子便这般一天天流转。晨诵经史，午后习字，课余闲谈老庄玄妙。张易简教童子读《道德经》《南华经》，多半只要求念得顺口、记得牢靠，并不做深讲。苏轼偏偏最爱《南华经》里的句子：经文中那些大鱼、大树、蝴蝶，读起来不像经书，反倒像故事，念着念着，心里就松快起来。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偏爱，只知道同样一页书，读正经经书他要打瞌睡，读这些内容却能一口气念到下工。至于文中真正的深意，要等他再长十年才能懂得。有一回张易简问他为什么爱念这一篇，八岁的苏轼答不上来，憋了半天说：“鱼儿在水里游，好像很自在。”老道士没笑他，只点了点头：“能觉得自在，就是读进去了。”
　　天庆观的书声朝朝暮暮不绝于耳，风铃伴着朗朗读书声，在殿宇之间悠悠飘荡。
　　这日午后，课业暂歇。观里的道童引着一位老者缓步穿过山门。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尼，一身素色缁衣，步履迟缓，脊背微微佝偻，年近九旬。她是观中旧识，偶尔会来天庆观小住歇息。老人亲历过数十年前后蜀孟昶的宫廷岁月，一肚子故事，都埋在满头霜雪之下。
　　老尼缓步走过庭院，枯瘦的手扶着廊柱，抬眼望向满堂读书的孩童。
　　道观之中书声朗朗，这位白发老尼的到来，将要给苏轼讲一段消逝王朝的旧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