卫生所的门关了。

不是没医生。是没药。

一个母亲抱着孩子跪在城主楼药房门口，额头抵着台阶。

“求求你们，孩子烧到四十度了——”

门里传出一个声音：“内城票。”

“我没有票……我拿米换！我拿金戒指换！”

“内城票。”

门关了。

流感是三天前起来的。

先是下城区。喝了生水的孩子成片成片地烧，烧得说胡话，烧得浑身抽搐。然后是伤兵营，伤口发炎的士兵一排一排躺倒，绷带揭下来，底下全是坏的。

再然后，连内城都有了咳嗽声。

抗生素一夜之间成了硬通货。

城主楼的药房里锁着全城八成的抗生素，凭内城票供应。内城票不印号，不记名，黑市上一支青霉素换一袋米。

昨天，一支青霉素换了一条人命。

一个伤员的家属凑不出米，人没了。

消息传回灰楼的时候，老周的脸白了。

“小谢，咱们的药……开仓放了小一半了。”他翻着账本，手指头抖，“剩下的这些，是咱们自己的保命底。这流感要是烧到咱们楼里——”

“老周。”谢横问，“药放坏了是什么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药放三年，过期，就是垃圾。”谢横说，“药的价值不在箱子里，在病人身上。现在全伞城的病人都在下城区。”

“可城主楼把着药价，咱们一出手——”

“对。”谢横说，“我一出手，他的药价就得塌。”

老周愣了半天，忽然明白了。

赵四海拿药当刀，卡全城人的脖子。谢横手里这三百箱药一旦放出去，那把刀就钝了。

“他会不会抢？”

“会。”谢横说，“所以药不能藏着放。”

老周没听懂这句。

谢横也没解释。他站起来，只说了一个字。

“开。”

灰楼仓库的第二道门，开了。

药车推出去的时候，谢横定了一条规矩：发药的地方，必须在街上，必须在人多的地方，必须让所有人都看见药从哪儿来、到哪儿去。

老周那时候还不懂。

第六天上午，魏东踹开仓库门的时候，他懂了。

苏禾这一次没等他安排。

她在灰楼门口挂了三块牌子。红的，黄的，蓝的。

红签，危重，先进。黄签，高烧，排队。蓝签，轻症，领药回家。

门廊隔出隔离区，发烧的集中在一处，不许乱串。用药登记到人——谁领的，什么病，多少量，一笔一笔，写在本子上。

“为什么登记？”有人问。

“药是有数的。”苏禾头也不抬，“记下了，才知道明天还剩多少，才知道下一个红签还有没有得用。”

一个插队的壮汉，被她拎着领子拽出来。

“急？”她指着隔离区，“里面躺着十四个比你急的。再挤，我先给你扎一针镇静的。”

壮汉看着她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，乖乖回了队尾。

没人想得到，三个月前，这个姑娘给人包扎还会手抖。

钱进管药仓和运输。

他把灰楼的三辆板车改了。焊上架子，挂上帘子，车厢里垫上木板，变成流动药车。一天两趟，跑下城区各条街，滤芯配出来的净水跟着车走。

他的话还是多，但每一句都在点上。

“东街那三口井全浑了，别用！喝车里的水！”

“红签的上车！黄签的等着！蓝签的拿了药赶紧回家，别在这儿扎堆！”

“谁把我登记表画花了？！那是明天发药的数！”

三天下来，他的嗓子哑得像砂纸磨铁皮。

第四天早上，他蹲在板车边上啃饼，啃着啃着睡着了，饼掉在地上都不知道。

谢横路过，把自己的大衣盖在他身上。

钱进迷迷糊糊睁开眼：“横哥……下午那趟车……”

“我替你跑。”

“你会开吗你就替我跑……”

“我会推。”

钱进嘟囔了一句什么，睡死过去。

苏禾三天睡了五个小时。

第四天早上，谢横把一杯过滤水放在她手边。

“睡一会儿。”

“里面还有七个红签。”

“我看着。”谢横说，“你教过我怎么看体温计。”

苏禾抬头看他，忽然笑了，笑得眼睛弯弯的，眼泪却下来了。

“你哪儿学得会。”

“那就教我。”

苏禾把那杯水喝了，抹了把脸，拿起体温计，拉着他进了隔离区。

“看好了。夹在腋下，五分钟。超过三十九度五，喊我。”

那天下午，谢横在隔离区里守了四个小时。

他分不清那些脸。老人，孩子，伤员。烧得通红的脸，干裂的嘴，抓着他袖口不放的手。

有一只手特别小。

是那个老太太送来的孩子。他也烧了，烧到三十九度八。苏禾给他用了半支退烧针。

谢横坐在他床边，看着那半支针推进去，看着那只滚烫的小手慢慢松开他的袖口。

退烧是后半夜的事。

孩子的汗把褥子都浸透了，体温一点一点退下来。天亮的时候，他睁开眼，看见床边坐着的人，怯怯地喊了一声：

“叔。”

谢横应了一声。

他想起自己六岁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发烧，床边坐的是他爹。

他爹没能活过爆发那一夜。

第五天，下城区给灰楼起了个新名字。

药楼。

走到哪儿，都有人往灰楼的人手里塞东西。一把菜，两个鸡蛋，半块饼，一双纳好的鞋底。推都推不掉。

孩子退烧那晚，他奶奶来了，跪在灰楼门口磕头。

这次没人拦她。

因为拦不过来——后面排着一溜要磕头的。

伤兵营那边，苏禾去了两趟。

营里四十多个伤员，发炎的占一半。她带着流动药车进去的时候，整个营房鸦雀无声。那些断了胳膊少了腿的汉子，看着车上一箱一箱的药，眼睛都是直的。

有个班长，腿上的伤烂了半个月，军医营的药断了七天，就靠着烧酒擦。

苏禾给他清了创，上了药。

那个杀丧尸都不眨眼的汉子，咬着木棍，眼泪顺着眼角流进头发里。

“姑娘，”他哑着嗓子问，“这药，是哪儿的？”

“灰楼的。”苏禾说。

“灰楼……”班长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，“记住了。”

第三天，他拄着拐来道谢，放下半袋子弹，说营里弟兄凑的，别的没有，就这个。

谢横没收子弹，收下了那句谢。

第五天傍晚，郑伯渊来了，没穿军装。

他在灰楼里转了一圈。看隔离区，看登记处，看仓库门口进进出出的人。半天没说话。

临走的时候，他站在门口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赵四海昨天晚上，把一套茶具摔了。”

“当着我的面。”他说，“他管家十年，我没见他摔过东西。”

“因为我？”

“因为你三天发出去的药，比他一个月批下去的多十倍。”郑伯渊看着他，“谢横，伞城的天要变。你小心。”

谢横送他到巷口。

“郑参谋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药的事，我不后悔。”

郑伯渊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所以我来提醒你，不是来劝你。”

当天夜里，城主楼的灯亮了很久。

魏东站在赵四海面前，头都不敢抬。

“三百箱。”赵四海的声音听不出火气，“他的药，三天发出去上千份。下城区管灰楼叫药楼。伤兵营的班长给他送子弹。”

“城主，我明天就——”

“你明天就什么？”赵四海看着他，“抢？”

魏东不敢答。

赵四海慢慢拨着桌上那套新换的茶具，拨了很久。

“查。”他最后说，“药总有来路。来路，就是罪名。”

第六天上午，治安队的车堵住了灰楼的街口。

三辆车，二十多号人，枪都上了膛。

魏东亲自带队。

他一脚踹开灰楼的院门，把一张纸抖开，抖得哗哗响。

“接群众举报！灰楼私藏违禁管制药品，数额巨大！奉城主令——查抄！”

街上正在排队的人群一阵骚动。

“排队的人都别动！”魏东吼了一嗓子，“查的是灰楼，跟你们没关系！”

他一挥手：“搜仓库！”

两个治安队员踹开了仓库的门。

然后，所有人都定住了。

仓库里，药箱码得整整齐齐。

从地面，码到房梁。

一排，十排，三十排。每一箱上都贴着签，签上盖着灰楼的戳，戳下面印着批号。

三百箱。

阳光从门口照进去，照在那面药箱码成的墙上，白得晃眼。

魏东的脸，一点一点地绿了。

他原以为，搜出三五箱来路不明的药，就够把谢横钉死。

三百箱。

三百箱药，码得像城墙。

在这个一支青霉素换一条人命的城里，这三百箱意味着什么，他比谁都清楚——抄走它们，就等于当着全下城区的面，从几千个病人手里抢命。

而街对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已经站满了人。

抱孩子的。拄拐的。缠着绷带的。刚退了烧、脸还白着的。

没人说话。

几千双眼睛，看着他。

谢横靠在仓库的门框上，从兜里掏出一沓单据，慢悠悠地翻。

“采购凭证。发票。完税单。”他说，“爆发前买的，正规渠道。一箱一箱，都对得上号。”

他抬起眼皮。

“查吧。”

“一箱一箱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