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夜的灯，比往常亮。
程夫人把《后汉书》摊在案上，翻到了《范滂传》。书页泛黄发脆，边角卷了毛边，字里行间还夹着几行小字——那是她未出阁时，随父亲在青神程家的书房里读这一段留下的批注，墨色比正文淡，也比正文旧。
她没有立刻念，先把这一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看到某一处，停了很久，才开口。
东汉末年，朝中宦官当权，士人结党相攻，天下浊乱。范滂是汝南征羌人，二十出头举孝廉，做了清诏使，奉命去冀州按察。出京那天他登车揽辔，路上就想清楚了一件事：这一趟不是去查几个贪官，是要把天下澄清一遍。
苏轼插嘴：“澄清得了吗？”
程夫人说：“你先听。”
冀州那些贪官听说他要来，有的弃官就跑了。范滂弹劾的权贵，前后二十多人。后来朝廷禁锢党人，范滂下了狱。狱吏要给他上刑具，同囚的人都劝他磕头认罪，范滂不肯。
讲到这里，苏轼早就坐不住了。他跪坐在案前，双手撑着膝盖，开口问道：“他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程夫人把书页往下翻去。
建宁二年，范滂被判了死刑。县令郭揖捧着自己的官印来见他，说愿意弃官不做，带他一同逃走。
范滂不肯。他说：“滂死则祸塞，何敢以罪累君，又令老母流离乎。”
程夫人念得很慢。窗外桐花凤早已归林，院子里静得能听见灯芯爆裂的轻响。
最后便是诀别的那一幕。范滂的母亲从家乡赶来，到狱中与儿子作别。范滂跪下说：“弟弟仲博孝顺，足以供养母亲，儿今日随父亲于地下，存亡各得其所。请母亲割不可忍之恩，勿增感戚。”
母亲看着他，说了两句话。
“汝今得与李杜齐名，死亦何恨。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？”
你今日能与李膺、杜密齐名，死了又有什么遗憾。已经得了美名，还想求长寿，哪有两样都占的道理。
范滂跪着受教，再拜而辞。路上听闻此事的人，没有不流泪的。这一年，他三十三岁。
书页翻到了最后一行，程夫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那声叹息落在灯影里，很轻，苏轼却听得清楚。他抬起头，看见母亲的手还按在书页上。
这一声叹息，不是后悔讲了范滂的事。她比谁都清楚自己两个儿子的脾性——她说过，苏轼是快马，跑得远，就是容易跌跤。范滂就是这样一匹撞死在墙上的快马，她这一口气，是提前替儿子疼了一下。
苏轼想了许久，开口问了一句：
“轼若为滂，夫人亦许之否乎？”
他要问的其实不是能不能，是母亲肯不肯。做范滂是要死的，这一点他早听明白了。
程夫人抬起眼，看着自己的儿子。
她说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耶？”
你若能做范滂，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？
苏辙坐在哥哥身后，将这一问一答一字一句都牢牢记在了心里。他此后一生都没对人提过这夜的事，只是每到要抉择要不要开口、要不要退让的关口，总会想起母亲这句话。

那夜苏洵本已睡下。他当时正服斩衰，白日要接待访客，夜里独坐，睡得很浅。听见书堂里还有人声，便披衣走到廊下，正好把这一问一答听了个全。

他在门外站了很久，直到两个孩子都睡下后才进去。程夫人还在灯下收拾着书卷。
苏洵说：“你教他做范滂。范滂死了。”
程夫人把书合上：“范滂死了，可一千年后，还有人念他的名字。”
苏洵没有再说话。他想起几年前自己写下的那句话——“轼乎，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”。落笔之时他便怕儿子锋芒太露，如今妻子却偏偏教儿子去做一把出鞘的刀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两个人谁也没错；真正没敢做范滂的那个，是自己——他这一辈子，就是不肯做范滂。
第二天，他把收起来的书箱重新打开了。
苏轼那一夜没睡着。他躺在榻上翻来覆去，想的只有一件事：一个人要到怎样的境地，才肯为一件看不见的东西，把命交出去。
这个问题他当时没有答案。很多年后，他因为几首诗被关入御史台大牢，有人隔着囚室的墙问他悔不悔。那时他五十多岁，头发都白了，脑子里闪过的却是眉山书堂里的这一盏灯。他没有答，只是闭上了眼睛。
那是第一课。
转年入夏，桐树上的雏鸟破壳孵出了。
因程夫人早早立下不许捕鸟的规矩，苏家院里的鸟儿胆子一年比一年大。四只桐花凤整日在院中飞进飞出，落在竹梢，落在石阶，也落在晾帛的竹竿上。来帮工的乡下老人说过一句话：“鸟离人远，是因为怕蛇鼠狐鹰；人若不害它，它自然愿意挨着人住。”苏轼那时不懂这话的分量，到如今却是一天比一天明白了。
祸事出在一只花猫身上。
那猫是铺子里养的，专司捕鼠，平日里也算得上本分。一日午后，苏轼正在书堂里背书，忽然听见院里一阵乱响——花猫从桐树底下蹿了上去，扑住了一只正停在枝头啄食花蜜的桐花凤。
猫叼着鸟从树上跳下来，五色羽毛掉了一地。苏轼冲出去撵，猫松了口，鸟落在地上，一只翅膀耷拉着，怎么也站不起来。
围过来不少人。有仆妇说：“猫抓鸟，天生的，怪不得猫。”也有人说：“这鸟也太不怕人了，早晚有这一天。”
程夫人从里屋出来，蹲下身，用帕子把鸟捧起来。翅膀断了，胸口一道血口子。她把鸟交给苏轼：“去，拿个竹篮来，垫上旧布。”
鸟在篮里缩着，半闭着眼睛。那一夜没死，第二天早上也还活着。到第三天，苏轼端着篮子出来的时候，鸟已经硬了。
他在桐树底下蹲了半天，用手挖了一个坑。
程夫人走过来，看着他挖。
她说：“它敢把窝搭在人的眼皮子底下，是把命交给我们了。我们没看住，是我们的错。”
苏轼说：“猫不懂这些。”
程夫人说：“猫不懂，人要懂。人比猫强，就更不能由着性子欺负谁。今日你能因为你大就欺负一只鸟，明日你有了权，就会因为你大欺负人。”
她叫人把猫拴了——不是打它，只在脖子上系一根绳，另一头拴在廊柱上，绳长刚够它走到水盆和灶台。往后苏家的猫，一律拴着养。
苏轼把鸟埋完，站起身，忽然问：“那要是有一天，我比别人大很多呢？”
程夫人说：“越大，越要记着这只鸟。”
这个“大”字，他记了一辈子。往后他做官，签下的每一道文书都关涉着人：有该放的粮，有该免的役，有该活命的囚徒。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什么善事，只觉得自己在还一笔账。
苏轼后来被贬到很远的地方，年过半百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，记下母亲不许捕鸟这件事。文中有一句话，说鸟之所以敢亲近人，不是因为人有什么法术，只是因为人不存害它的心——“不忮之诚，信于异类也”。
隔着四十多年，那只鸟的颜色，他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那是第二课。
三年之丧满了那年，苏家搬了一次家。
不是搬去远处，就是从纱縠行东头搬到了西头。添了人口，也添了织机，老宅一半住人一半堆丝，实在转不开身。程夫人在西头租下一处带作坊的院子，前院住人，后院摆织机，中间一道墙，墙上开了一道门。
搬家头几天，院子里乱糟糟的，被褥、织机、丝捆堆得满地都是。两个婢女在后院熨帛——丝帛织出来要上浆熨平，熨台支在院子当中，两个人一人一头拽着帛。
其中一个踩空了。
地下是空的。
仆役拿了锄头过来开挖，挖下去不到三尺，锄头磕在了一块木板上。那是一块乌木板，黑得发亮，板下盖着一只大瓮。
瓮很沉，四个人合力抬出来，掀开木板，里头装得满满当当。
银锭、金钗、串好的铜钱，还有几支包在绢里的簪子。铜钱上的字有的已经锈成绿色，是前朝的旧钱。眉山人都知道，几十年前蜀中遭过兵乱，富贵人家逃难，来不及带走的细软就埋在自家院子里，指望着日后回来挖取。有些人回来了，有些人终究没能回来。
满院子的人都没有说话。
有个老仆咽了口唾沫，说：“夫人，这一瓮东西，够买几十亩田。”
程夫人站在檐下，看了一眼。
苏轼站在最前面，眼睛盯着那只瓮。他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那一刻自己在想什么，可他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念头：家里这几年为了买书，账上紧过；母亲添一件冬衣要盘算两回；父亲的灯油一省再省。这一瓮东西，能换多少盏灯。
他喉咙动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
有仆妇小声说：“又不是偷的，是在自家院子里挖出来的。”
程夫人往前走了两步，蹲下去，把乌木板重新盖回瓮口上。
她说：“这不是苏家埋的，就不是苏家的。”
有人还想再劝。她站起身，声音不高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凡非分之财，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。”
她吩咐道：“抬回原处，用土塞实。”
没有人动。她又说了一遍：“抬回去。”
瓮被抬回坑里，土一层一层填回去，夯得严实，乌木板照原样盖好，她又叫人搬了一块石头压在上面。
苏轼问：“娘，要是将来有别人挖出来呢？”
程夫人说：“那是他的事，不是我们的事。”
很多年以后，苏轼写文章记下这件事，末尾添了一句很特别的话——说瓮封回去之后，夜里偶尔听得见瓮中有响动，声如人咳，过了一年才没了声息。他没解释这是什么，后人也就替他解释了将近一千年。
再往后，他被贬到最南边的地方，穷得连药钱都要算计着花，有人劝他想办法弄点钱。他只回了一句：“这不是我埋的。”
那是第三课。
三年丧满，苏洵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两个儿子的书箱整理出来。
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他都教过，史书也讲了大半，家里能教的，他已经教完了。可世间的学问不止这些——眉山城西有座寿昌院，院里有位先生叫刘巨，字微之，讲学授徒，门下弟子一百多人。蜀中多少读书人的功名，都是从那道门槛上迈出去的。
程夫人把两个孩子的冬衣翻晒了一遍，又各备了一套新做的襕衫。她没有跟着去。
有人问她：“孩子出门求学，你放心？”
她说：“我教得了他们做人的道理，教不完天下的学问。剩下的路，该他们自己走了。”
出城那天早上，纱縠行刚卸下门板。兄弟俩背着书箱，跟在苏洵身后往城西去。走到街口，苏轼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的门——母亲站在门口，没有挥手。
他后来写了一辈子的文章，可这三件事，他一次也没有写全过。不是忘了，是每写一次，都要重新做一遍选择。
城西寿昌院的书声，隔着半条街就能听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