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辆黑色小轿车在祠堂门口停下时，李远正蹲在院子里补香炉底座的裂缝。
先下来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，绕到后车门，毕恭毕敬拉开。紧跟着下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，七十来岁，穿一件藏青色中山装，手里没捧匣子，只捏着一封信。他站在门槛外头，仰头看了看门楣，脚像钉在了地上。
“您是？”李远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
老人没急着答。他先整了整衣领，对着李富的像，端端正正鞠了三个躬。直起身，才开口：“我姓赵。赵观澜是我侄子，上个月来过。”
李远想起来了。上个月赵观澜送了一封信，说了诏书在赵家的事。他点了点头：“赵老先生，您请进。”
老人迈过门槛，走到供桌前。供桌上，九枚碎玉围着那枚铜牌，方天赐的日记用黄绫包着，摆在正中。老人看了很久，伸手，隔着空气，在日记上方虚虚抚了一下。
“这本日记，我侄子回去跟我说了。”他声音很慢，“他说，方天赐临死前写了‘我跟你走’。我们赵家守了一千年的诏书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”
李远给他搬了把椅子。老人坐下，把那封信递过来。
“诏书原件，还在杭州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来送的。我是来问一句话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这道诏书，当年追封的是‘忠毅公’。”老人看着李远，“可我在网上查了，你们李富祠的正殿里，供的是‘义兵将官李富’。神主牌上，没写‘忠毅公’三个字。我侄子回去跟我说，你们李家，不认这个追封？”
李远沉默了一下。
“赵老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不是不认。是老祖宗自己不要。”
“不要？”
“他临终前，碑文是自己写的。‘李富，莆田人，散尽家财募兵三千，为国，不为官。’一个官名都没写。他这辈子，朝廷封的官，他一个都没要。死后追封，他要是知道了，未必肯认。”
老人听了，半天没说话。他低头看了看那封信，又抬头看了看李富像。
“可这道诏书，我家守了一千年。”他的声音有点发涩，“改朝换代，兵荒马乱，逃难的时候，族谱丢了，田契丢了，祖坟都丢了。就这卷诏书，我家祖宗传下死规矩——人在，诏书在。我小时候，我爷爷抱着这卷诏书睡觉。他说，这不是赵家的东西。这是李家的，是天下的。我们只是替他们，看一千年门。”
“现在门看完了，你们说不要？”
李远给他倒了杯茶。老人接了，没喝。
“赵老先生，”李远说，“我问您一句。您家老祖宗宋孝宗，当年追封李富，是为了让李富认他，还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，大宋有过这么一个人？”
老人一愣。
“诏书不是给李富的。”李远说，“是给天下的。李富不认，是因为他不在乎。可天下人，需要知道。这道诏书，送回李富祠，不是供在神主牌上。是供在天下人眼前。让每一个来的人看看，朝廷当年，是怎么说的。”
老人捧着茶杯，想了很久。他把茶喝了，放下杯子。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我回去，把诏书请出来。选个日子，正式送来。”
“不急。”李远说。
“怎么不急？我都七十三了。再拖，怕等不到。”
“赵老先生，”李远说，“等方天赐的日记和铜牌的事，都归置利索了。等村里把路修一修。等我们把供桌后面那面墙，重新粉一遍。诏书来，得有个像样的地方供着。不能就这么往桌上一搁。”
老人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你比你祖宗教条。”
“我祖宗修桥，也是先算好石头。”李远也笑了。
老人站起来，把那封信收回兜里。“那封信，你先留着。是我侄子写的，写了他查族谱的经过。诏书的事，我回去准备。日子你们定，我随时来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又停住，回过头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我家老祖宗当年，还留了一句话。他说——‘李富的桥，比我的诏书长’。这句话，我家传了一千年。今天，我把它，带给你们。”
李远愣住了。
老人走了。车开走的时候，白塘湖上飞起一群白鹭。李远站在祠门口，看着车拐过村口那棵老榕树，不见了。
他转身回祠，走到供桌前。他拿起那封信，又看了一遍。赵观澜的信上写得很清楚：赵家守护诏书一千年，逃难时连族谱都丢了，唯独这卷诏书没丢。信的最后，写着一句话——“我家老祖宗说，这道诏书，不是赏给李富的。是赏给天下所有散尽家财、为国为民的人的。”
李远把信折好，和黄绫包着的日记放在一起。
陈小乙从外头进来，手里提着一壶刚烧开的水。
“远叔，赵家的人走了？”
“走了。”李远说，“诏书的事，定了。过些日子，送来。”
“那咱们得准备准备。”陈小乙把水壶放下，“供桌后面那面墙，真得重新粉。还有，方天赐的日记和铜牌的事，网上都传开了。这几天来的人多，天天有人问，铜牌是真的假的。咱们得有个说法。”
李远想了想。“你去找块木板来。把方天赐的事，赵家的事，都写上去。就贴在侧殿。让来的人自己看。”
“写多少？”
“写清楚就行。铜牌是方天赐的，日记是方天赐的，赵家的诏书是真的，但要过些日子才到。别让人瞎传。”
陈小乙应了一声，转身要走。李远又叫住他。
“小乙。”
“哎。”
“你爷爷那块石头，还在吗？”
“在。我收在箱子里。”
“拿出来，供在铜牌旁边。”李远说，“你爷爷守了这祠一辈子。今天这铜牌现了，诏书也有了准信，你爷爷该在旁边看着。”
陈小乙眼圈一红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去了。
那天下午，侧殿的墙上贴出了一块木板。李远用毛笔写了半张纸，字迹工整：
“方天赐，莆田人，与李富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建炎年间投金，任招讨使。后幡然悔悟，临终前作自白七纸，托后人送归李富祠。其招讨使铜牌，亦于近日在祠中香炉底发现。铜牌背面，有李富亲刻‘李富，我服了’五字。方家后人方远，现居洋尾村，开归茶馆。”
“宋孝宗追封李富为忠毅公诏书，原件存于赵家，已确认属实。赵家后人将于近日送归。特此告知，请勿传讹。”
木板贴出去，来看的人围了一圈。赵游客也挤在里头，看完，回头跟旁边人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有字有据。比那些瞎传的强。”
方远站在人群外头，看着木板上“方天赐”三个字，看了一会儿。他转身走回茶馆，给灶上添了把柴。
李远走过来，在他对面坐下。
“想什么呢？”
“没想什么。”方远说，“就是觉得，我祖宗的名字，挂在那块木板上，被那么多人看着，反而踏实了。藏了一千年，不如挂出来。”
李远点了点头。
“诏书的事，谢谢你。”他说，“你找了三年，没白找。”
“还没送到呢。等送到了再谢。”
“快了。”李远说，“赵老先生七十三了，他说等不到，咱们别让他等太久。”
方远“嗯”了一声，低头拨了拨灶里的火。
那天夜里，李远一个人在祠里坐到很晚。他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供桌前，对着李富的像，轻声说了一句话。
“老祖宗。赵家的诏书，要来了。方家的铜牌，也来了。你的玉，还差最后一枚。等玉齐了，诏书到了，方家的账也认完了。到时候，我把这些事，一件一件，都摆在你面前。你看着。”
香炉里的香，烧得很稳。
